任志强说，万通董事长冯仑曾告诉他一个故事，"中国的计划经济将所有事情搞乱变成垃圾的时候，就扔给市场，我们所有的人都变成捡破烂的，在将破烂和垃圾清理了以后，将有用的东西挑选并重新经营好，而有关部门一旦发现垃圾可以挣钱，就又将垃圾收回去了。"

她远离故土已经多年，但直到今天才有勇气接受西方媒体的采访，同时她还是坚持不要记者透露其姓名，因为她不愿让她的妹夫知道自己目前的下落。通过彼此都熟悉的一个人，记者才获得了她的信任，她同意花12个小时来接受采访。虽然同意谈及金正日的私人生活，但在触及某些话题时，她却在不由自主地颤栗。

成蕙兰几乎足不出户地与妹夫金正日一家生活了二十多年。她的做过电影明星的妹妹成蕙琳，是金正日的三任妻子之一。成蕙兰是金正日大家庭的一分子，当时帮忙照看着金正日和妹妹成蕙琳的儿子。在金正日经受其父的内部考察并最终掌握政权前，成蕙兰与金正日共同走过了这段艰难的岁月。

成蕙兰说：“如果你仅仅把他描绘成单一的卡通形象，那么就失之偏颇了。你不能只将他作为一位领导者来判断他的全部性格。关于他本人，关于他在家庭中的形象，我了解得比你们要清楚。”

复杂个性令人难以捉摸

金正日的生母在他7岁那年逝世，之后父亲金日成再婚。作为假定继承人，金正日必须与他的继母进行斗争，因为继母希望的是她自己的儿子能继承金日成的政权。于是金正日的命运、甚至是他的生命，就取决于不给敌人任何机会去破坏他与令他敬畏的父亲之间的关系。成蕙兰说，他“担心让他的父亲对他失望，他当时所有的行动反映了这一切”。

而在金正日已经从他的父亲手中继承了政权后，一次，成蕙兰与金正日收看电视上播放的关于朝鲜的宣传片，她回忆说：“一群衣着光鲜，带着虚假笑容并且故作姿态的孩子出现在屏幕上，让人感到非常的滑稽。”她记得自己曾转过身对金正日说：“这些显然都是虚假的，你就不能改变一下吗？”金正日一脸疲倦地回答：“我知道。但是如果我告诉他们不要那么做作，他们就会找来一群最肮脏不堪、衣衫褴褛的孩子来。”

对于这个被朝鲜国民称为“敬爱领袖”的人，成蕙兰却常常为他感到难过。她说：“他就像坐在一列加速的火车上，如果要采取什么措施想让它停下来或者试图下车，它就会撞毁。 在他高兴的时候，他会对你非常非常好；但生气的时候，他会让整个房间里的每扇窗户都颤抖。他有多种极端的性格，都在一个脑袋里不停地碰撞。”经常在金正日周围的人都能感受到金正日不可捉摸的脾气，成蕙兰在她的文集里写道：“我知道有很多人因为被他抛弃而死，失去他的喜爱意味着一个人职业，甚至是生命的终结。”

在认为别人背叛或者欺骗了自己的时候，金正日变得最为危险。成蕙兰回忆说：“他憎恨，彻头彻尾地憎恨撒谎的人。撒谎比其他任何事情都更让他愤怒。”在1980年，她没有征得金正日的同意，就去了芬兰首都赫尔辛基旅游购物。由于当时有国民因为一些细小的过错就被拘捕，所以在回到平壤后，成蕙兰收拾好了自己的行装，作好准备接受劳动改造的惩罚。尽管金正日已经知道了答案，还是质问她到哪里去了，去那做什么了？成蕙兰把事情的真相告诉了他。没想到，他居然原谅了她，并且让她留在了家里。

成蕙兰同时坚持认为她的妹夫也非常和蔼可亲：“他会向你询问关于你自己的一些情况、你的思想和你的观点。只要他愿意，他很擅长让你能感到轻松自在地与他接触。” 但他的柔情蜜意，有时看起来也非常奇怪。成蕙兰记得妹夫异常焦虑地从一次狩猎旅行中归来，在冲进家门后，他立即给当地一家医院打电话，非常愁苦地问“母子”是否平安，令房间里每个人都疑惑地瞪大了眼睛，直到他做出解释。原来他在狩猎时，误射了一只怀孕的母鹿。他感到良心受到了谴责，因此把母鹿送到医院，早产的小鹿被安放在产房的育婴箱里细心地照料着。

金正日有着强烈的好奇心，这表现在对艺术的痴迷上。他有一个庞大的私人图书室，收藏有许多电影、音乐碟和1万至2万册书籍。金正日对菜肴的喜好也颇有传奇色彩，他最喜欢自己亲自动手烧两道日本菜──寿喜烧和铁板烧。年轻时候的金正日还曾经是个网球迷，后来因为日益发福，减肥成了当务之急，所以就开始每天游泳锻炼。

金正日和成蕙琳

成蕙兰第一次见到金正日，是在1971年5月10日的清晨。29岁的金正日让成蕙兰坐进一辆宽大的黑色汽车，向她解释他已经和她的妹妹成蕙琳生了一个儿子，取名叫金正男。于是她知道了当时“朝鲜最大的秘密”，而这个秘密彻底打乱了她的生活。1976年，在金正日的坚持下，她搬进了金正日的家庭帮助抚养已经5岁的金正男。因为怕泄露身世，金正男不能去上学。成蕙兰的丈夫在一次车祸中丧生，所以她就把自己的一对儿女带到了这个新家庭，正好给金正男作伴。随行的还有她的母亲，她曾经是朝鲜官方喉舌──《劳动新闻》的高级编辑。

包括成蕙兰在内的任何人，都无法确证金正日与成蕙琳是否秘密地举行过婚礼，或者选择了免除一些公开的形式，为他们的秘密生活保密。但可以肯定的是，金正日无法承担将新家庭公诸于众而带来的高昂代价，因为这会招致父亲的反对。出于传统观念，金日成肯定会强烈反对金正日与成蕙琳的婚事，因为成蕙琳比金正日年长6岁，而且是有夫之妇，但当时在金正日的要挟下，成蕙琳与前夫离了婚。金日成在1994年与世长辞，他一直没有发现他的长子在1970年与成蕙琳组建的这个特殊的家庭。

金正日是个狂热的电影迷，而成蕙琳又是当时朝鲜一名著名而漂亮的影星。因为共同的爱好，他们走到了一起。同时，成蕙琳也在这场婚姻中融入了另外一些意图，即希望借此减轻她家庭的政治压力。她的父亲本来是一个富裕的韩国地主，因为信仰共产主义迁居到了朝鲜，但他却在朝鲜被当作敌对阶级而遭受迫害。但成蕙兰说，政治因素只是她妹妹考虑的问题之一。她妹妹真心爱金正日，并且因他从小就失去了母亲而倍加呵护他。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金正日对成蕙琳的热情渐渐消减，开始移情别恋，并且至少与两个女人建立了家庭。但是，成蕙兰与她妹妹的自由却仍在不断减少，因为金正日仔细安排了她们的日程，以避免与他生活中的其他女人碰到一起。对于成蕙琳来说，生活变得很悲惨。成蕙琳担心，金正日哪天一发怒，就会把她丢在街头不管了。感觉到日益失去了金正日的宠爱，她就幽居于在莫斯科拥有的一处住所内。在那里，她可以花很长的时间来抚慰因为受金正日的怒气而受伤的心灵。2002年夏天，她在莫斯科治疗由压力而导致的精神紊乱时，客死他乡，享年60多岁。成蕙兰悲伤地说：“她之所以走得这么早，是因为她不得不以那种方式与金正日生活这么多年，是那种生活害了她。”

金正日和儿子金正男

成蕙兰盛赞金正日非常疼爱他的儿子。当金正男还在襁褓中的时候，金正日会把他背在背上，并且耐心地哄它入睡。等孩子长大了些，金正日越来越相信金正男因为终日禁闭在别墅里而痛苦。所以，“我们在平壤东部与长寿洞的住所之间搬来搬去。因为孩子需要换换环境。由于不许出门，他都快疯了。”金正日偶尔还会让姐妹俩带着孩子去日内瓦和莫斯科的住所小住一会儿。

而当金正日得知他的儿子未经他的批准结交了一个女朋友的时候，他大发雷霆，在一气之下切断了儿子以及成蕙兰姐妹的食品供应，并且威胁要将儿子送到乡下艰苦的煤矿。成蕙兰和家里的其他成员跪下来乞求金正日原谅这个年轻人。当然，金正日最终原谅了儿子，并答应彻底忘记这事。而两个月后，他又斥责手下没有按正常的情况订购食品，很明显，他忘记了是他自己亲自取消了食品订购。

现在，已远离朝鲜的成蕙兰非常思念金正男。她认为，金正男的成长过程“不正常”，因为他不得不与外界隔绝开来。

奢华的监狱

出于保密的原因，成蕙兰她们居住在一个隐蔽的居所内，在她用朝鲜语写成并正在亲自翻译成英文的回忆录中，成蕙兰把这段生活描述成一个“豪华的监狱”。

和金正日在一起的生活是很奢靡的。他将这个家庭隐藏在隐蔽的别墅和海滨豪华楼阁里，偶尔还准许她们到海外旅游购物。他们的富足与广大朝鲜人民的贫困成了鲜明的对照，成蕙兰常常为金正日对国民的漠不关心而感到困惑，“他花费巨款去举行豪华宴会，而那么多人民却在挨饿。我一想起大家正在挨饿，心里就十分难受，但我真的不能为他们作什么。”

成蕙兰的生活，虽然富足，但非常不自由。金正日对家人的举动非常关心，所以很多事只有得到了他的批准才可以。她说，“我们被深藏起来了。”而被世人发现真相的危险随时都存在。她回忆说，有一次，4岁的金正男生病必须送到医院，而不巧的是恰好金正日的继母和同父异母的弟弟正在该医院视察，当时他们正向儿童病房走去。成蕙兰的母亲不得不把生病的孩子背起来，从窗户里爬出去，隐匿在医院外面的树丛中。

很多年以后，成蕙兰来找到了另外一条出路。1982年，她21岁的儿子逃到了韩国，而她的女儿10年后也逃离了朝鲜。在1996年到金正日在日内瓦的别墅小住的时候，她偷偷地溜到了街上，并且躲到了欧洲的乡村里。她说：“最初那些日子，我真是害怕极了。我当时躲在一个阁楼里。我还扮成一个日本妇女，我经常和我所认识的一个日本女子在街上走动。当时，我的脑袋里就只有‘恐惧’这个词。”她说：“我离开朝鲜的主要原因，就是想离自己的孩子近一些。”但就在她逃离朝鲜的第二年，她的儿子被身份不明的枪手暗杀于汉城的街头。

现在，她说：“我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把妹妹一起带出来。”

（来源：美国《时代周刊》）